上海，中国第一都市。从古老的松江府，到外滩的百年风云，从老城厢的往事，到陆家嘴的高楼林立。这里浓缩了中国百年记忆，也见证了一批文人墨客的来去。五粮液携手南方周末打造的“传统与传奇：顶尖博物馆探访计划”来到上海，造访了上海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——上海博物馆，跨越历史时空，对谈与古代文人画家，走进他们豁达洒脱、自由不羁的人生。

“画乃吾自画，书乃吾自书”

北宋元祐年间，宋英宗驸马王诜的西园景致优美，又贮有许多书画珍玩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乐于聚会游赏的地方。西园中著名的宾客有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米芾、蔡肇、李之仪、郑靖老、张耒、王钦臣、刘泾、晁补之、李公麟以及僧人圆通和道士陈碧虚，他们在园中吟诗作画，看书说经，拨阮题石，谈笑风生。参与聚会的李公麟尝用画笔记录下这一盛况，于是有了再现北宋文人聚会的名画《西园雅集图》。米芾尝为此图作记，称：“自东坡而下，凡十有六人，以文章议论，博学辨识，英辞妙墨，好古多闻，雄豪绝俗之资，高僧羽流之杰，卓然高致，名动四夷，后之览者，不独图画之可观，亦足仿佛其人耳!”

关于西园雅集的典故虚实充满争议，但自宋以后历代均有画家先后画过《西园雅集图》，诸如马远、赵孟頫、仇英、石涛、张大千等。美国俄勒冈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梁庄爱伦曾考察发现，历代著录的《西园雅集图》画作共47幅，除此之外她还见过存世的41幅，共计88幅。上海博物馆藏有清代画家石涛和华喦的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
参与雅集的这批人当属北宋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界翘楚，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代表。文人画正起源于此。与由工匠所画、具有功能性的画工画不同，文人画的题材不拘一格，完全取决于画家本人的创作意图。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孔令伟指出，文人画与画工画的重要区别正在于题材的自由选择问题，自唐代王维起，绘画艺术创作体现了“画乃吾自画，书乃吾自书”的自觉。

“画乃吾自画，书乃吾自书”是王廙教导其侄王羲之学习书画的心得，提出书画创作要体现个性与自觉。孔令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：在西方，画者不受资助人意见的左右，实现艺术自由是比较晚的现象，但在中国，画者不受调控和约束，很早就实现了在题材上的自由选择。

文人画或寻求自我抒发，或探索与社会的连接，或寄托时代情绪，是文人意识在时代中的觉醒与裂变。

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如此分析文人画的发展：“晋隋理念先行，很多理论已经出来了，但绘画实践还没有达到;唐宋写实主义主张形神兼备，重于描绘和呈现自然物象，达到了古典主义的高峰。同时，苏东坡也提出关于文人画的理论，认为绘画不能没有诗意，需和人发生关系;元代赵孟頫提出以书入画，为绘画艺术从画到写提供了实践基础，呈现画家的心性和心境;之后的文人画走上了强调绘画性与文化性高度统一的道路。”

“文人意识是理解文人画的核心。”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上海博物馆所藏王诜《烟江叠嶂图》被认为是山水画中最为完美的代表。两只小船在迷雾中若隐若现，青绿色的岛屿浮出水面。“这就是那远离皇权的大好河山，在那里当时许多艺术家意外地找到了新的艺术灵感。”艺术史家高居翰写道，“这是中国文人画传统的起始。这类文人画家由于接近皇权机构，有时甚至身处其中，并从不同角度审视它，因此有可能也有机会对其加以评论，以图使它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。事实上，这些人从未远离皇权中心，而且是这种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……”

“亲近而不清高，超越又落入凡俗”

良好的艺术市场是文人画发展的基础。最显著的特征是南宋市场被院体画占领，直到与南宋对峙的金代，士大夫画才得以开花结果。而苏州、徽州、扬州、上海等地的字画市场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都曾推进过文人画的发展，特别是推出了一批著名的文人画家，形成了中国绘画后期流派风格纷呈错落、令人目不暇接的壮观局面。

明代以前，地域性画派尚未形成，而自明代起这样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，一定程度上和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。明代江南地区经济蓬勃，市民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，尤其是聚集在江南地区的徽商，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，将目光转向对文人雅士生活的追求，大量购买文玩字画以增添生活的雅趣，促进了江南地区书画市场的开拓。

诞生于经济发达地区的画家，因自身条件优渥，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等人或出生于文人家庭，或出生于商贾家庭。这些聚集在苏州地区的文人逐渐形成日后的吴门画派，而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四人被称为“明四家”，又称“吴门四家”。

凌利中认为江南地区的水土反哺了吴门画派的风格。“吴门画派的风格是温润的，而浙派末流过于刻露张扬，与江南的文化气息不尽符合，也有违于儒家崇尚平淡天真的中庸之道。江南温婉的气质暗合传统儒家思想的气质。”

在这样的文化与市场环境里，文人自身也成为艺术市场的推动者。例如，唐寅在艺术市场上的得意和仕途官场上的失意形成鲜明对比。三十而立那年，顶着南京解元光环赴京参考的唐寅卷入一桩“科场行贿案”，仕途因此断送，这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

“仕途不通，吴门的艺术市场正好缺这样的才子，所以和明四家中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一样，唐寅鬻画的日子过得不能再滋润了，就像文徵明的‘雅债’都不堪重负一样，体现江南经济繁荣，延续南宋起所谓‘苏湖熟，天下足’的局面。”

仕途梦碎之后，唐寅的主要营生来自鬻画卖文。在经济发达的当时，文人参与市场的方式多种多样，诸如赠送、订购、延请等，能够自我营生，不必依附他人。唐寅最终形成了“亦利亦行”的绘画风格。

文人画中的诗酒人生

在《微游顶尖博物馆》vlog系列的“上海博物馆篇”将镜头对准了唐寅中年时期的山水加做《渡头帘影图》。此作寥寥几笔，就把樵夫担柴归来、旅客等待渡船、翘首遥望对岸酒肆，刻画得惟妙惟肖，带有文人画空灵飘逸的美感。

苏轼最早定义了文人画：写意而不追求细节，重要的是水墨精神的发挥。从文人画的角度来看，苏轼对唐代画家孙位的画作评价甚高，他说“处士孙位始出新意，画奔湍巨浪，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尽水之变，号称神逸。”这番画语，更是道出了写意画的精髓。

《高逸图》，又名《竹林七贤图》，是孙位创作的一幅彩色绢本人物画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这幅画记录下了西晋时“竹林七贤”的一次风雅聚会。他们饮酒纵歌，不拘礼法，受到文人们喜爱。画中四位文人高士体态神情各异，只见刘伶手捧酒杯，眼神恍惚，正作回顾欲吐状，旁有童子持唾壶跪接。而《高逸图》中所描绘的酒器，却明显显示出唐代器具的风貌。他身旁摆放着一套樽勺，是典型唐代的盛酒用具。另一边摆放的六曲三足盘和其上的酒杯也能找到相应的实物参照。他好酒闻名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从陶渊明独酌，到李白式豪饮，纵观中华文脉，饮酒即兴激发了无数惊才绝艳的诗文创作。杜甫曾咏出“重碧拈春酒，轻红擘荔枝”的佳句，黄庭坚有诗“姚子雪麴，杯色争玉”，更有苏轼的名句“诗酒趁年华”。既是中华酒文化的灿烂瑰宝，也是中华文脉的沉淀与见证。酒就像人一样，拥有了生命力，浸润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内敛与坚韧。

“博览文明精粹，共襄盛世传奇。”五个月来，南方周末携手五粮液共同探访了中国五大顶尖博物馆，从故宫博物院、陕西历史博物馆、敦煌莫高窟，到辽宁省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，一路专访文博专家、文化名人，探寻博物馆珍品的秘密及其背后的故事，感受人们对于时光的迷恋，对于生活的追求，对于美的信仰。

虽千年已过，我们仍能在无数国家宝藏中，窥探昔时的盛世荣光，品味华夏千年智慧沉淀的醇厚之韵。

中华瑰宝，荟萃成醇。